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如火如荼，已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领域，包括文化翻译出版事业。2018年，有公司宣称其研发的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在汉语新闻英译方面达到了专业翻译水平，完全超越了业务翻译者，实现了自然语言处理的飞跃；而在处理专业术语繁杂、格式较为固定、语法相对规范的科技文本方面，人工智能更是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它会取代人类翻译工作者吗？它是否也适用于包含较多文化因素的民族文化翻译，做到“信、达、雅”？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翻译的本质和民族文化文本特点方面进行探讨。成都翻译公司关于人工智能翻译浅析。

　　翻译的本质是一个争论不休的命题。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中对此做过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如果翻译的目的是追求与原作的相似性，那么任何翻译都是不可能的，过度拘泥于原文只会陷入僵化。而不同的语言之间既有矛盾性，又有互补性，这也反映出语言的流动性。翻译需要利用互补性等特质，返璞归真。虽然他的理论带有宗教色彩，但对认识翻译的本质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黄忠廉、谭载喜等翻译学者则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而且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翻译的目的在于“合”，即以翻译为工具，将不同语言重新统一起来。这是个复杂和系统的工作，不仅涉及高级思维能力，还与创造力、变通力息息相关，这也是实现翻译“达”和“雅”的基础。而人工智能语言只是人类语言的模仿，并非真正的自然语言。因此，人工智能翻译难以真正代替人类翻译。

人工智能翻译经历了简单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AT）两个阶段。1954年，美国IBM公司所研制的计算机IBM—701就进行了简单的俄语和英语翻译，拉开了机器翻译的序幕。但一直以来，由于技术突破不大，翻译文本质量不高，其应用很有限。2014年以来，随着神经网络技术在翻译中的广泛应用，基于编码器—解码器框架的神经机器翻译使人工智能翻译进入新纪元。和人类翻译相比较，它具有处理速度快、专业术语翻译精准等优势，借助语料库在科技、新闻等信息类文本翻译方面甚至不亚于人类翻译。由此可见，和人类翻译相比，人工智能翻译的优点在于精准性，即“信”。从民族文化文本的特质来看，民族文化文本是具有生命体属性的表情类文本，即充满情感、修辞等文化元素和意识。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具备初步的修辞能力，但正如著名翻译家王佐良提出的，译者必须是文化人，具有文化意识，让机器人具备文化意识，才能使机器人独立翻译成为现实。这就决定了人工智能在我国民族文化翻译“走出去”的过程中充当着辅助者的角色。
　　人工智能翻译和人类翻译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在翻译效率和经济性方面，人工智能翻译略胜一筹，而涉及复杂的语言逻辑或文化要素，则不得不由人类翻译来完成。在民族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的热潮下，我们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翻译的工具性和辅助性作用，助力我国民族文化“走出去”。
　　首先，借助人工智能，完善民族文化语料库的建设。虽然我国在翻译语料库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主要集中在科技等文本方面，民族文化语料库构建尚处于起步阶段。人工智能翻译背景下的民族文化语料库建设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数据分析与挖掘等手段，在揭示我国民族文化特色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设计和构建较为完善的民族文化汉英平行语料库，从而为人工智能翻译打下良好的基础。
　　其次，继续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机器人的学习能力。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深度学习能力。如围棋人工智能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之所以能在围棋界所向披靡，是因为其在短时间内研究了几百万棋局。这种短期学习能力是人类译者望尘莫及的。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对民族文化翻译的难点在于修辞、情感及语境理解等，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人类思维，达到人类翻译的“达”和“雅”，但可以向无限接近人类水平的方向努力。以隐喻为例，如果能在人工智能文学已有的隐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隐喻从单一语言扩充到翻译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则有可能实现对隐喻的翻译。
　　最后，可以广泛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和手段提高民族文化传播力。例如，我国的民族文化典籍在国外出版后，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来统计目标读者群体数据，分析传播效果等。在传播形式上，除了传统的纸质媒介和普通电子媒介，可以探索开发研制双语文化传播机器人的形式，让双语机器人远渡重洋，借助人工智能更好讲述中国故事。
　　成都翻译公司觉得新技术背后蕴藏着宝贵的时代机遇，人工智能翻译为我国民族文化“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从翻译的本质看，未来人工智能翻译完全取代人类翻译并不现实，但可以将两者进行结合，共同推动我国民族文化翻译事业的发展和传播。